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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东北最先搭建起现代城市文化架构的城市
2020-07-09 14:30    东北之窗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大连成为东北地区较早进入近代工业历史和现代城市发展历史的城市。伴随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大连城市文化也开始了向现代城市文化的迈进。正值城市文化兴起、新旧文化转型之际,恰逢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风云渐起,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突进及其后的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逐渐建构,为大连城市文化的形成注入了强劲的推进力量,使大连成为东北地区最先搭建起现代城市文化架构的城市。

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表明,在每一次文化兴起、文化革新、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文学艺术都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在大连的文化转型和城市文化崛起过程中,文学艺术也以其敏感、新锐和魅力,为推进城市历史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突进,往往是社会变革呼声的最为快捷的回应,是思想进步的最为响亮的传声。大连城市建立之初,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化声音就传入大连。伴随清末国内改革思想的涌起,反映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学艺术,也开始传入大连。被誉为中国话剧首创者的春柳社重要成员之一刘艺舟,在返回国内后曾经组织剧社前往大连等地演出新剧。演出期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作为同盟会会员的刘艺舟便带领剧社由大连乘船出发前往山东,赶走守备清军,占领了登州府。

五四运动兴起至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新文化的成果不断传入大连,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曹禺、田汉等人的戏剧作品,都为大连人耳熟能详。同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被介绍到大连,李大钊、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文章,在大连的报刊上多有刊载。在这样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大背景下,大连本地的文学艺术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时间,大连的新文学创作蔚为大观,成为大连文化发展史中重要的一页,也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文学发展史中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20世纪初,白话文、现代诗歌和现代小说等新文学形式开始在大连流行,进步的新文学作品在“安静地关东州”掀起了澎湃的民族文化浪潮,形成了与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文坛”相呼应的“辽南文坛。”随着新文学创作的发展,由于思想倾向、社会观点、文化观念和艺术追求的差异,逐渐形成了群体的凝聚和分化。为了共同的文学主张而结成文学社团,宣扬自己的文化主张,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甚至党同伐异展开文学斗争,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文坛的普遍现象。与这种情形相同,此时期的大连也出现了在作家纷纷涌现的基础上社团林立的现象。尤其在1933年至1935年间,组织文学社团成为大连一种文学风尚。据《长夜曙光》记载,当时在《泰东日报》上出现过的文学社团就有60多家。

大浪淘沙,沧海桑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顾那一时期大连文学发展的状况又会发现,那些真正有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创作,方才能够透过漫漫历史烽烟,至今仍折射出艺术的光亮和思想的价值。在缤纷乱眼的文学现象中,响涛社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创作成就也代表了那一时期大连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

1934年春,大连青年作家田兵、吠影、波影、克曼、太原生、迷梦、镜海、鸢霓、岛魂、野黎、夷夫、渡沙、木风等组成文学社团,命名为响涛社。1月22日,响涛社在《泰东日报》上发表“响涛社成立纪念号”,每星期四在《泰东日报》出刊《响涛》周刊,刊登的文章均由响涛社成员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据统计,《响涛》共在《泰东日报》出刊25期,后改名《水笑》周刊,继续推出,《响涛》和《水笑》周刊,共出版47期,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

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响涛社是第一个全部由大连本地作家组成的社团。组建之初是因为“满洲文坛呈现着组织文学集团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用文学之笔发展文人的天性,他们赞同“走向集团之一路,同时还能获得相当的地盘,以发挥他们的文艺前程”的发展新文学思想。这种“集团化”的写作让大连作家得到了更多发挥空间,发表的空间也从《泰东日报》拓展到《满洲报》的《星期副刊》、《晓潮》、《大同报》的《文艺》等。

响涛社公开宣称的文学主张,是所谓“纯文艺”的。在响涛社成员中,许多成员因当时大连的黑暗政治、残酷现实和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经历而多有怨恨和愤懑。在响涛社建立初期,许多成员的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望,钟情于个人感伤情绪的表达与宣泄,而缺乏对于生活现实的深邃观察和有力鞭辟,更缺乏警醒人心、唤醒社会、激励进步的力量。

真正有前途的文学运动和有出息的文学家,必然随着创作实践的展开而逐步深入思考关于文学与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不断辨识和逐渐明确过程中,矫正创作思维,探寻正确的文学道路,并逐步导致优秀的、杰出的或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事实上,这种关系的探讨在20世纪20、30年代始终没有停息过。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关于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争鸣,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成为其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观念借鉴。这种讨论波及全国,也影响到大连。同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大连的文学也在经历了徘徊于个人情感的过程之后,开始思索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有用于人生、有用于社会的文学。以文学作为为社会、为人生而奋斗的一种方式,文学家要成为为改变现实状况而写作的文学斗士,这样的意识开始觉醒和强化,并迅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

关于新的人生的思考和呼唤,已经摆脱了前一时期个人哀怨的把玩和钟情,逐步深化了关于人生环境的审视与批判,并不断强化着改造生活现实的愿望与呼唤。响涛社作家野藜,就是在大连新文学创作中较早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者。野藜,原名刘云清(1904~1985),大连市金州区杏树屯人。他的小说《奔流》通过女主人公罗英被男友抛弃的爱情悲剧,表现新女性的新觉醒。整篇小说不着重笔描写男女的爱情,而是对女主人公追求自由的精神大加渲染,作品充满了感染人的力量。通过爱情悲剧而表达改变社会愿望的作品,在中国的新文学创作中期并不罕见。但是,大连的新文学创作有着更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整个大连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重压之下,借着女主人公的口发出改变社会现实的呼声,就不仅意味着关于“日常”的或“男人”的批判,还暗含着对于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正因为如此,野藜及与野藜有着共同追求的响涛社作家们的创作,不但唤醒了人们生活改革的思考,而且折射出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情绪。正是这种“发现一种新的人生”的写作方式,在大连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树起了抗争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学旗帜。

其后,响涛社的作家将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现状作为并重的关注点。他们将目光投向现实民众生活的苦难,状写农村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城市贫困人群的艰难处境,并且将笔锋直指造成这些苦难的黑暗背景,进而引发人们关于现实的更为深入的思考,激发民众的精神觉醒和民族意识。如此,大连的新文学创作进入了关注现实、唤醒民众的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大连新文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石军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一系列小说创作,将大连的新文学创作提升到较高水平,并为其后成熟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军与其他作家一样,也经历了由述说个人情思向传达社会情绪、由沉迷哀婉感伤向追求积极进取的转变过程。应该说,他的这种转变是伴随着大连新文学的成长而实现的。1937年,石军离开大连前往黑龙江,其文学创作随之进入成熟期,反抗性、鼓舞性成为他后期创作的显著特点。长篇小说《沃土》是标识石军创作高峰的作品,描写了伪满时期闷闷不得志的青年为了摆脱糜烂生活而回归土地的故事。他们一度认为可以和日本殖民统治者“友好相处”,可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们意识到,这种相处是不平等的,没有灵魂的结合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日本殖民者打造的“大东亚共荣”的假象,只是为了麻痹中国人的灵魂,一旦擦亮双眼,就会发现“大东亚共荣”下的黑暗、丑陋和卑鄙。《沃土》揭露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状态,揭露了殖民者统治下繁华的虚伪、肮脏、欺骗的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沃土》奠定了石军在东北文学史的地位,石军也成为继萧红、萧军之后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人物。

以响涛社为代表的大连新文学创作,是大连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连文学发展、甚至是东北沦陷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大连及东北新文学运动、梳理城市文化的发展历程、提炼其中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响涛社都有其特殊的、典型性的价值。

文丨王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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